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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性:一个无比重要的课题
2022/1/10 10:49:35

 

 

2021年第六届南海佛教深圳圆桌会12月9日在深圳举行,来自中国、老挝、缅甸、泰国、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和港澳台的佛教界领袖、嘉宾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共同参会,王石主席出席并作题为《人类共性:一个无比重要的课题》的提纲式发言。

 


我很欣赏我们这个会议的名称:泛南海佛教(深圳)圆桌会议。“圆桌会议”是一种沟通形式,据说源起于公元五世纪英国国王亚瑟所首倡的Round-table,国王和骑士不分主次围绕在圆桌周围,代表了一种平等的精神。泛南海国家的宗教领袖们围拢在一起,对这个区域的佛教传播、和平与发展各抒己见,平等交流,正体现了圆桌会议的精神。

为此,请允许我提一点建议请印顺大和尚考虑。我们的会议最好不在圆桌之外另设主席台。讲话最好不分台上、台下;圆桌座位也不必分主次。我还建议每次开会之前,举行一个庄重的抽签仪式,以此决定座次和发言顺序。中国是主办国。主办国也不必当老大。我们要做的是服务,用服务表达我们的担当。这样的会议也没有必要邀请太多的领导。毕竟是佛教界的事,不能让人看起来领导比和尚还多。

 

我的发言题目是《人类共性:一个无比重要的课题》。尤其在当今条件下,这个课题重要的不得了,因为关系到人类前景。莎士比亚戏剧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就是哈姆雷特所说的:“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中国人向往天下大同,并在十年前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是这些观念不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建立在对人类共同性的认知基础上。就是孟子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建立这个基本认识极为重要。反之,如果认为人类,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那么如何谈论天下大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2020年我在世界华人国学论坛上讲什么是“大同”,我说: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小处看千差万别,大处看则是相同的。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会场

目前问题是,过度强调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性,各美其美变成唯我独美。民族主义在19世纪、20世纪有其正义的一面,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那个时期民族主义等于爱国主义。但在人类走向全球化的今天,过度强调民族主义,无疑会加大国家、民族、区域、文化之间的分化、对立,乃至冲突。所以民族主义在今天又有抹杀人类共性,令人担忧的一面。

 

全球化,在经济与科技相链接的同时,必然引发文化与政治的排斥。这一点,著名的亨廷顿教授早在1993年出版的新书《文明的冲突》里就发出了警告。当时国内一片批评之声,认为作者在鼓吹冲突。其实现在看来他是非常有远见的。所有的事情都说明他的远见和警告是非常重要的

 

亨廷顿的思想里有一个概念,即 Identity。这个词汇的意思是“特性/身份”,引入中文时译为“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认同什么呢?自然是认同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本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就像人们说的乡愁一样。但是过度强调文化认同,认同到只有本民族没有其他民族,只有本国没有世界,就会走向另一面。因为“认同”即隐含着“不认同”,乃至排斥。

很多年里,“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三句问话不断被人引用。据说这个著名的三连问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以后,在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传世名作之上,这三问变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必须加以区别的是,无论柏拉图还是高更,他们的追问,是哲学之问、人类之问。而亨廷顿教授的Who  are  we?虽然同样是追问,却已变为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问、美国之问。受到亨廷顿教授的启发和影响,我们的追问,我们的文化认同,在胸襟与格局上,也与柏拉图和高更大不相同了。

下面我想尝试性地讲到涉及人类共性的几个方面,说明这个课题的广泛性与重要性。

比如现代人类是否起源一地,是否源自一个共同祖先?根据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包括中国科学家的DNA比对与分析,基本肯定了以上推想。那么,曾经存在和进化着的、多个区域的古代猿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以中国为例,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和湖北建始人,170万年前的元謀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7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10万年前的长阳智人,到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构成相当完整的进化链。为何却要将现在的中国人归宗于10-20万年前非洲的现代智人呢?

已经发现的原始人化石,从时序上看,距今10万年以下,5万年以上,中间有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在时间上恰好与第四纪冰川期重合。而恰恰在这一时期,除赤道附近相对暖和的非洲以外,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可怕的严寒中消亡了。不仅中国,12万年以前已经生存在欧洲和西亚等地的安尼德特人,也在3万年前灭绝了。

研究表明,幸免于难的非洲现代智人大约从6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走向各处,也包括从东南方向进入中华大地,代替了先前存在过的东方远古人类。或者也不排除他们与零星幸存的远古人类相融合。

比如人类在不同地域中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共同的,从母系到父系,从旧石器、新石器到青铜器、铁器,从渔猎采集、游牧、种植、商贸到工业化、电气化、数字化,也走过了大致相同的路线。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也让人们不能不追问,为什么在绝无沟通可能的情况下,生存于不同文明人类先知先哲,竟会在同一历史阶段一起觉醒呢? 

 

王石主席和印顺大和尚

比如,科学的一元性。有的朋友不能接受,他们认为科学家是有社会属性的,因此科学也应该有。科学家的社会属性(国籍、阶级)与科学的一元性并不矛盾。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由人类的求知欲、实践、开创精神所驱动的人类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客观真理的认知。王国维所说“学无东西”,以及人们常说的科学无国界,都是在讲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分国家、民族、阶级、信仰、年龄和性别的。

2009年周有光先生在其新作《朝闻道集》中讲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前苏联一边倒,认为不仅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于是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中国科学界居然成立了5万多个米丘林小组。西方国家的科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然而人类的进步说明世界上没有“一国的科学”“一个阶级的科学”。学术可以有流派,但科学是一元的。

比如,所谓普世价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置四海皆为准的普遍真理。这说明共产党人并不一般地反对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有的学者更倾向于译作“普适价值”),而是反对不讲普遍性,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并强加于人。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历来被普遍认同。联合国以及各个国际组织得以运作,也说明共同价值的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悬挂于联合国总部大厅,就是有力说明。

比如,心理需求。我不想引述过多的论述以及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性。我只想简单地提到马斯洛所讲到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这些需求以及它们的顺序,显然是人类共同的。

比如,共同美。人的审美千差万别。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是共同之美是存在的。即使在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写给诗人何其芳的信件中仍然主张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这一看法也适应于不同信仰、民族、年龄、性别的人群。否则无法理解那么多艺术家、艺术作品,冲破时间、空间、国家、民族界线,受到全人类的普遍推崇。

优美、典雅、崇高、欢乐、诙谐、悲剧性等审美范畴,意料之外,曲径通幽,开门见山,情理之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气韵生动,似与不似,此时无声胜有声,婉约与豪放,写实与写意,大雅不雕,大音希声,大巧若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等艺术经验、表现手法与美学风貌,以及简洁、和谐、适宜、对称、比例、对比、呼应、重复、停顿、再现、强调、节奏感、完整性等形式美感,也体现着某种约定俗成的、共同的审美取向,成为李泽厚先生所讲的“有意味的形式”。

全球化过程中又一个词语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就是“同质化”。同质化也有两面性,消极的一面是缺乏个性。但我认为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同质化体现出人们对新世界的共同追求。高速公路、航站楼、高铁、商场、大型购物中心、国际酒店、自助餐、机器人、写字楼,在这种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模仿中,看到的是人类共同的需求,包括审美需求。

比如,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可以说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已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一词风行世界。人们一方面看到一种现代化的复数(-s),欧洲的、印度的、北美的、日韩的、中国的现代化,等等。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无论怎样强调地域性和传统文化,“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探讨也指向若干共同的价值。即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生态环境、多元文化。

我们所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方面,也是人类共同价值。

即使不同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存在共同的现代性元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明姓资姓社并不是格格不入,非黑即白,而是可以兼容互补。两种制度的长期共存,既对立又融合,也许会在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走向和解,如张横渠所说,“仇必和而解”,实现古人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 

 

会场

最后,还有宗教、宗教文化。目前全世界的信教人口约65亿。每种宗教的崇拜对象不同,仪规形态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艺术风格也不同。但宗教的超现实性、神秘性、终极关怀,以及博爱、同情、慈悲、利他主义等却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宗教的对立、冲突、战争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不同宗教寻求“共同伦理”的努力也没有停止过。1893年以寻求建立全球信仰为目标世界宗教会议,以及一百年后,1993年瑞士神学家孔汉思再次于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并起草了《走进全球伦理宣言》,谴责“借用宗教名义的侵略和仇恨”。他还特别说到:“中国的伟大人文传统的精髓:人道、互信、和谐,给世界伦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还有许多重要的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比如灾难。这次新冠病毒说明灾难也全球化了。虽然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但人类并没有因此而更加抱团,却走向了分化和对抗。无疑,目前的世界已经沦为一个对抗和分裂的世界,一个强人与强权的世界,一个极端到近乎于失智和疯狂的世界,一个让善良而无辜的人们普遍失望的世界。这中间各主权国家和民族终将接受检验,你的行为将考验你的文明,以及你的宣言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发现人们所说的“世界观”并不是从世界、从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各自从自身出发看世界,心里想的是如何将自己利益最大化,如何瓜分这个世界。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这是对的。但是世上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完全不同就不是树叶了。

我一次又一次的想,什么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不变的想法,我想无非是以下这些: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仁爱之心,恻隐之心,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将无同,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以及学无中西,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等等。

最后请允许我对明年的会议提供一点意见。佛教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原因之一是它广泛的适应性。适应不同区域的文化,并与之共生。因此明年的圆桌会议,假如能请泛南海国家的佛教领袖们各自畅谈一下佛教与在地文化,与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与斯里兰卡文化,与马来西亚文化的关联等等。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有趣的、令人向往的话题。